生物多样性给人类提供了各种资源与服务，人类依赖于这些生态服务的功能，它们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如果它们的退化继续下去、到一个限度，人类将很难生存。近日，30多家环保组织在西安的一个论坛上就当前生态保护面临的危急形势发出了倡议。与会的NGO、专家、政府官员等，都聚焦在了“如何守住中国保护区的"生态红线"上。

　　这条“生态红线”是什么？

　　专家认为，“生态红线”是一条生态底线，划定的区域必须能保障足够大的地方实现基本的生态系统服务工程。它应该能为全国人提供足够的水源及可持续资源，并能净化排出的废气和污水，让人们可以欣赏到大自然的美景，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占国土面积18%的自然保护区

　　是中国最后的自然遗产

　　一个好的保护区，应该清楚自己的家底，应该有具体针对的保护对象，有清晰的保护计划，包括采取哪些行动，并在检测后证实它是有效的。但是真正能做到这些的保护区很有限，而且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越是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在自然保护和经济开发中似乎命中注定处于弱势的地位。

　　保护区一般分为3个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而事实上，全国的自然保护区都是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了清晰的边界，一般人不太清楚。边界不清楚，就很难保证它不受人为活动的干扰。2010年，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进行了一项评估：全国2531个保护区中，只有13%有清晰的边界。

　　中国已经建立了大量各类自然保护地，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它们占国土面积的18%，是中国最后的自然遗产。现状是，我们貌似有这些保护区，但由于人力缺乏、资源缺乏、管理原因等，这18%的区域在不断地萎缩。

　　环保部的努力

　　也让生态保护取得了一些成效

　　长白山保护区是遭到人为破坏的一个例子。作为国家级的保护区，长白山最开始是生态机构最完整、影响力最大的保护区。但它的生物多样性一直在衰减。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从1986年以来，长白山保护区经历了三场重度人为干扰破坏，被破坏的面积甚至无法量化统计。

　　而在包括森林、湿地等在内的陆生生态系统里，河流往往在人类的发展中第一个被牺牲了。

　　随着葛洲坝(600068,股吧)的建立，长江中华鲟的命运令人堪忧。在长江流域的泸州、宜宾，一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因此建立起来，它就是“黔江小南海”。随后，它升级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用意很简单，就是要保证长江中的鱼类不受三峡大坝的影响，完成自己的洄游。这一江段，每一年会有151万漂浮性卵经过。

　　然而，在之后的水电开发中，“小南海”一再缩水，两度进行了边界调整。2009年，第二次提出边界调整后，许多专家、环保组织公开致信环保总局，要求重新考虑自然保护区边界的调整。但最终，边界调整的决定还是通过了。

　　“小南海”所在的保护区，在生态保护人士的眼中已经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态红线”，到了不能再让的地步。守住这条“底线”，最核心要保护的就是生物多样性。

　　其实，除了民间的力量，环保部也在开发与保护的博弈中努力着，这让生态保护取得了一些成效。生态司保护区处调研员陶思明在论坛上说，长白山保护区要修一条索道，这个项目被拦下了；在经济区规划征求意见时，小南山水电站项目也在他们的反对下最终从规划中去除。

　　“生态红线”一旦划定

　　就会上升到一定的法律高度

　　在保护地存在几个问题布局问题、管理弱、监督不足、社区参与力度不够。以布局为例，受到保护的生态区域小而割裂，这显现了在总体布局上存在的困难。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有大量的、非常小的保护区，它的保护作用非常有限。

　　比如西南三地的熊猫保护区就面临着这样的“碎片化”。环保人士做了一个“大熊猫的碳汇森林”项目，为的不仅是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也连接了熊猫的栖息通道。

　　有专家提出将保护地重新分类，建议根据保护的严格程度和利用方式，将其分成四类。第一类基本不允许任何人类活动，第二类允许人工干预进行保护管理，第三类、第四类可有利用，但利用的方式有所区别。这样的分类可以和保护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

　　举一个例子，现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都是行政分类，这很难和管理的具体目标结合在一起。在风景名胜区，没有核心保护的区域，对自然保护非常不利。若按新的分类，自然展示类必须有大于20%的区域是被核心保护的；它的缓冲区，则主要用于人类的旅游和休闲。

　　这样的规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区域中要知道它的生物多样性和最重要的区域在哪里，就用“第一类”划出来，核心保护。有一些区域需要人工的辅助，就划为“第二类”。而三类、四类支撑着核心的一二类保护。

　　划定的“生态红线”，将在重要的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而“生态红线”一旦划定，就会上升到一定的法律高度，最终将强制执行。